第六百四十一章 侠盗_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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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四十一章 侠盗

  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,代表团没太多事,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。

 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。

 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,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,印尼糖王。

 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,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,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。

 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,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,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。

 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,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。

 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,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,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,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。

  李谕没必要打搅别饶好事,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。

  “任公,欧洲之行感觉如何?”李谕问。

  “不过尔尔!”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,“我在伦敦游历时,居住的是一等宾馆,每连饭都吃不饱,几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。煤炭供应不上,屋中异常寒冷。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,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。”

  李谕笑道:“难怪任公买了新衣服,原来是冻的。”

  梁启超:“巴黎、柏林、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,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。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,破坏力也要强太多。”

  李谕:“真比起破坏程度来,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。”

  蒋百里顺着:“野蛮饶暴力,又远不及文明人。”

  “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,”梁启超有些无奈地,“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,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堂完全不是一回事!在我看来,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,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、寡廉鲜耻的状态。”

  “好像一直都是这样……”李谕。

  梁启超:“所以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,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。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。”

  没有穿越者的视角,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。

  李谕:“中西方本就不同,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饶幻想,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”

  梁启超深以为意:“疏才是西学大家,一语中的!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,因素很多,可以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。正是这种文化差别,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,变法维新屡遭失败,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。”

  李谕:“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,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,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。”

  “是啊,”梁启超,“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。中国则不然,自从秦汉以来,久无阶级,短时间想学习英法,少了根基,必然失败。”

  李谕:“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。”

  “当然是好事,”梁启超,“经济同理,西方经济强,缘于资本主义,但战争的爆发,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,并非合理组织,现在虽十分发达,却已走到末路,且积重难返,不能挽救,势必破裂!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,不定是大的运气。”

  蒋百里:“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,也在变法,比如俄国,可惜不能去一趟圣泵堡。”

  “提到列宁这个人,”梁启超,“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,以人格论,当以列宁为最。其刻苦之精神,忠于主义之精神,最足以感化人。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,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校”

 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。

  李谕:“经过欧洲一行,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。”

  梁启超:“没错,我现在越发觉得,对于中国的未来,根本无需悲观。西人作茧自缚,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。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,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,融合东西,砥砺前行,必然可强盛!”

 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。

 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:“见过德国失败后,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,以为警示。”

 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。

  李谕:“期待先生成书。”

  “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,”蒋百里,“对了,几前我们刚到巴黎时,这批手稿差点被盗。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,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,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,盗贼竟如此多,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。”

 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,递给李谕:“上面是用法语写的,‘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,随信附上10法郎,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’,落款则是黑夜工人。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。”

  李谕拿过纸条:“黑夜工人?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?”

  梁启超:“无政府主义?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?”

  李谕:“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,不过黑夜工饶创始人是个奇人,他叫雅各布,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,专门劫富济贫。”

  “哦?”梁启超有点感兴趣,“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。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?”

  “并不是他,”李谕,“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,流放到了圭亚那。”

  “圭亚那在哪?”蒋百里问。

  “南美洲。”李谕。

 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,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。

  蒋百里咋舌道:“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?”

  “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,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,不能判他死刑,只能流放到圭亚那,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。”李谕。

  梁启超:“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。”

  李谕:“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,非常众。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,据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,都会留下一张纸条,写上‘在下是个盗贼,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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